民法总则第15条的解释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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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权益的司法保护情况探讨

无论是基于对过往民事立法的尊重还是基于法典化的逻辑,我国编纂民法典、制定总则,都无法绕过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2002年底提交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简称《民法草案》)总则编基本沿袭《民法通则》的结构和内容,[1]也许就是很好的例证。《民法通则》所构建的民事基本制度包括自然人、法人、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权利、民事责任和诉讼时效。在民法典的整体框架中,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分属于民法分则,自然人、法人、民事法律行为和诉讼时效正是传统民法典总则编的基本制度。[2]因此,以民法通则》为基础制定民法典总则,[3]亦是势所必然。然而,受制于其时改革发展目标之不确定和民法学理论准备之不足,《民法通则》所确立的四项民事基本制度,既因时势之局限或观念之落伍而无法适应社会生活发展之需要,也因理论上的不成熟而无法满足法典科学性之要求。因此,以《民法通则》所确立的基本制度为基础制定民法典总则,不能照抄照搬,必须进行制度重构。

我们大家肯定都知道民法总则,因为民法总则对于我们大家肯定都会有所涉及。民法总则规定的就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对身边发生的事情的解决办法。民法总则的内容有很多,都是分条规定的。那么民法总则第15条的解释是什么?

时间:2016-11-03 14:03点击: 次来源:网络作者:admin评论:- 小 + 大

一、自然人制度

关于自然人

我国法律并未承认胎儿的主体地位,关于胎儿及其权益保护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层面,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胎儿权益的司法保护情况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民法通则》第二章“公民”包括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监护,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人合伙。《民法草案》总则编第二章“自然人”,放弃了“公民”的概念,同时不再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人合伙”,这是可取的。但在其他方面,《民法草案》总则编仍基本延续着《民法通则》的规定。《民法通则》在自然人制度上最大的缺失是欠缺胎儿主体地位的规定和关于自然人权利能力平等性的规定欠缺合理性。

(一)自然人出生时间、死亡时间的证据规则

摘要:对胎儿权益给予保护是近年来各国法律一致秉持的态度。在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法律上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使胎儿权益保护在立法上存在缺失,目前我国胎儿权益主要由法官通过司法裁判进行保护。

胎儿的主体地位问题

《民法总则》第15条规定认定出生时间、死亡时间的证据规则。《民法总则》第13条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照此规定,自然人因出生当然取得权利能力,因死亡而权利能力当然丧失。出生和死亡是重要的法律事实,关系到权利能力的取得和丧失。出生和死亡对于继承而言尤其重要,自然人自出生之时就享有继承权,可以继承遗产。同样,自然人一旦死亡,自死亡之时继承开始,其所拥有的财产就变成了遗产,并且成为继承人的共有财产。《民法通则》对于出生和死亡时间的认定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则规定“以户籍登记的时间为准”。户籍登记由公安机关负责,所承担的主要是管理功能,以之作为认定出生和死亡时间的证据,属于额外赋予户籍登记以证据效力。

笔者着眼于我国各类涉及胎儿权益纠纷典型案例,以案例分析法为主要论证方法,探讨胎儿权益的司法保护情况。本文除引言和结论部分外,主要分五章进行论述:

在自然人问题上,《民法通则》最大的缺失是没有胎儿主体地位的规定,《民法草案》总则编也未弥补。

本条规定,可以作为法庭认定自然人出生和死亡时间的依据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第二个层次是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第三个层次是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

第一章论述了目前“权利能力说”和“法益说”两类影响司法的胎儿权益保护理论,通过两种理论分析,本文认为,两种观点分别对不同胎儿权益纠纷的司法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持,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但在适用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二章主要讨论了胎儿人身伤害的司法保护。通过若干案例,归纳人身伤害纠纷的特点和责任要件,并对人身伤害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和赔偿范围进行了论述。本文认为,我国胎儿人身伤害纠纷的司法保护是以胎儿活体出生为前提,由新出生的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裁判中实际运用了“权利预先效力说”,对其胎儿期所受损害进行救济;第三章探讨了遗腹子抚养费纠纷,即遗腹子受抚养权的司法保护。

《民法通则》第9条、《民法草案》总则编第10条规定公民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且无关于胎儿权利能力的特别规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胎儿的权利主体地位。这种立法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有关。[4]然而,保护胎儿权益是一个现实问题,法官面对因交通肇事而陷入困境的“遗腹子”权益保护之类的案件,无论是基于道义还是基于人权观念,都不能冷漠到以法无规定为由将其拒之法律门外。因止匕在司法实践中对胎儿权益给予保护早已成为共识。但是现行法对胎儿主体地位的不承认,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胎儿权益的保护长期处于于法无据状态,更造成同案不同判的司法乱象。这也使得一些地方司法机关不得不另辟蹊径,在现行法中尽可能寻求可供胎儿权益保护的法律资源,以统一胎儿权益保护的法律适用。例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年发布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1996]15号)第38条通过对“被抚养人”的解释,将胎儿纳入“被抚养人”范畴,从而为因交通事故而受损害的胎儿提供保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年发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确定赔偿范围及标准的意见》(豫高法[1999]第20号)第16条规定“未出生的胎儿,视为间接受害人”,从而将胎儿权益纳入保护范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年发布的《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则明确规定“死者在因交通事故死亡前,其配偶已经受孕但尚未生产,如胎儿出生后系活体的,应当赔偿其必要的生活费”。虽然这些地方人民法院的司法指导意见给个别领域的保护胎儿权益提供了一定依据,但就全国范围而言仍然存在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并且,这些地方性的司法意见毕竟不是法律,甚至连司法解释都够不上,同时其与《民法通则》关于自然人权利能力的规定也存在严重的冲突。编纂民法典、制定总则,应当赋予胎儿(以将来出生为条件,视为出生)以主体地位,以弥补这一制度缺失。

按照社会生活经验,绝大多数自然人的出生和死亡均发生在医院,医生是出生和死亡事实的见证人,医生于出生、死亡事实发生当时出具的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理当具有优先于户籍登记的证据效力。而自然人出生或者死亡之后,往往经过或长或短的期间,其近亲属才到户籍登记机关办理出生登记或者死亡登记,办理户籍登记的警察并没有见证出生、死亡事实的发生。此外自然人基于种种不正当目的篡改户籍登记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严重影响户籍登记的证据效力。这是本条明文规定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证据效力优先于户籍登记的理由。所谓“其他有效身份登记”,是指在中国没有户籍登记的外籍人、无国籍人的身份证明,如护照等。

结合典型案例,分析不同情况下遗腹子抚养费的赔偿问题及法院裁判的主要依据。本文观点是,由于法无明文,遗腹子抚养费纠纷的审理和裁判实质上是法院通过各种方式在个案裁判中“找法”的过程,裁判理由多种多样,司法保护仍存在不统一和不确定的问题;第四章就胎儿财产继承、受赠与等权益的司法保护展开论述,分别讨论胎儿财产继承和赠与等纠纷典型案例,引申到胎儿受遗赠问题,并归纳了司法裁判中保护胎儿权益的各种观点。本文认为,无论采用何种裁判方法,其目的都是将胎儿权益纳入法律对“人”的权利保护中,似适用“权利能力说”在特定情形下默认了胎儿民事主体地位;第五章主要探讨了“不当出生”损害赔偿纠纷的法律问题,包括父母的优生优育选择权、赔偿请求权及赔偿范围。本文认为,“不当出生”纠纷虽未直接对胎儿权益造成侵害,但作为胎儿权益保护的特殊类型,纠纷损害赔偿主要是为缓解缺陷儿出生后,本人及其父母在物质及精神上额外面临的不便和困扰,法院应当给予支持。

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平等性与差异性问题

请特别注意,本条第三句规定:“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其意思是: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以及户籍登记、其他有效身份登记的证据效力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前述证明所记载的出生时间、死亡时间,可以被其他证据所否定。即在诉讼中,应由主张前述证明所记载的出生时间、死亡时间不正确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被法庭认为足以推翻前述证明所记载的出生时间、死亡时间的,则应当“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

本文通过对涉及胎儿权益的纠纷分门别类进行讨论,归纳出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胎儿保护的方法和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在结论部分认为,在胎儿民事主体地位立法缺失的情况下,法官们想方设法在学理中寻找依据,通过个案裁判对胎儿权益进行司法保护并非长久之计,完善立法才是解决胎儿权益保护问题的根本对策。时值我国民法典总则起草之际,笔者也尝试从司法角度为立法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民法通则》第10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民法草案》总则编第11条延续了这一规定。这一规定对于彰显人人平等的精神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对胎儿的特殊保护规定

关键词:胎儿;胎儿权益;胎儿权利能力;司法保护

从法的规范层面分析,如果不考虑自然人可能享有权利的范围,仅从权利能力的起始来看,这一规定是正确的,既然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那么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具有权利能力,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因而就是平等的。但是,如果从自然人可能享有权利的范围来看,这一规定则因其用语过于绝对而有失合理性。因为自然人可能享有权利的范围在现行法上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并非绝对的“一律平等”。其表现如下:一是对外国人、无国籍人权利能力的限制。《民法通则》第8条第2款中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意味着我国关于公民权利能力的规定并不完全适用于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二是未成年人劳动权利能力的限制。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各国法律都明文规定禁止雇用童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5条就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成为对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劳动权利能力的限制。三是结婚权利能力的限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6, 7条的规定,男女双方结婚须达到法定婚龄(男22周岁、女20周岁),且不属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自然人,如未达到法定婚龄或患有禁止结婚的疾病,其结婚之权利能力就受限制。四是公务人员商事权利能力的限制。早在19 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中发[1984]27号);2 00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53条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第102条进而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体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民法总则》第16条新增对胎儿特殊保护的规定。《民法通则》没有对胎儿的法律地位作出规定。按照《民法通则》第9条的规定和民法传统理论,胎儿在出生之前,属于母亲身体之一部。但随着民法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大家开始思考尚未出生胎儿的法律保护问题。例如,亲友将财产赠送给尚未出生的胎儿,是否有效?可否将财产遗赠给胎儿?胎儿应不应该享有继承权?在母体内的胎儿如果遭受侵害,可否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现代民法对胎儿予以特殊保护,大多规定“胎儿视为已出生”,将胎儿作为已经出生的自然人对待。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只是在《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这个规定只是说要给胎儿预留份额,并没有说胎儿有继承权,仅仅是一个“打补丁”的规定。另外,我国裁判实务中已经有地方法院判决承认胎儿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有鉴于此,《民法总则》创设第16条第1句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据本条,胎儿可以继承遗产、接受遗赠、接受赠与,条文中的“等”暗示胎儿在遭受侵害时可以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引言

在民法上,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以平等为原则,以限制为例外。由于对自然人权利能力加以限制,关系到人的自由和享有权利的范围,因此应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必要。基于这一原则,民法典关于自然人权利能力平等性的规定,不应完全承袭:民法通则》第10条和《民法草案》总则编第11条的规定,而应改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平等,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加以限制或剥夺”。

另须说明,“视为”是民法上的技术性概念,其含义是,法律规定将某一事物当作另一事物对待。胎儿尚未出生,并不是享有民事主体资格的自然人,但出于保护胎儿的立法目的,在涉及继承、接受赠与(包括遗赠)或损害赔偿时,将胎儿当作已经出生的自然人对待,使其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具有民事主体资格。“视为”与另一个技术性概念“推定”类似,“推定”也是将某种事物当作另一种事物对待,例如过错推定。但“视为”与“推定”的区别在于,“推定”可以通过反证予以推翻,而“视为”不能通过反证予以推翻。

胡长清先生提出“胎儿者,乃母体内之儿也。即自受胎之时起,至出生完成之时止,谓之胎儿”.1这是法律角度关于胎儿的理解,即胎儿是指自然人从其受孕开始至出生时这一阶段的生命存在。法律对胎儿的理解不同于医学主流的观点,后者认为“8周内的孕体称为胚胎,自8周至足月者称为胎儿”.2因此,法律上所谓胎儿权益保护,也就是自然人在从受孕至出生的胎儿阶段,其权益受到损害,法律所给予的救济。

胎儿毕竟还没有出生,不能像已经出生的自然人那样行使权利,其继承遗产、接受赠与、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当准用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规定,即由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理胎儿行使权利。因胎儿没有出生,还没有姓名,赠与合同的受赠人只能写监护人的姓名,但实际的受赠人是胎儿而并不是监护人,所以应当在赠与合同中载明该财产是赠与胎儿的。同理,胎儿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也是由监护人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去起诉。此时监护人代为起诉与一般的法定代理并不相同,当监护人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起诉时,起诉状上的原告为该未成年人,如果被监护人是胎儿,起诉状上的原告只能为他的监护人。但监护人所行使的是胎儿的权利,因此应当在起诉状中明确表述其所行使的是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当指出,胎儿的权利能力是有限的,仅限于享有部分民事权利,不能承担任何民事义务。监护人可以代胎儿行使民事权利,却绝不能代胎儿设定民事义务。

保护胎儿权益为各国法律所共同的立场和态度。大陆法系国家通过民法典赋予胎儿以民事权利能力的方式奠定了胎儿权益保护的法律基础,3英美法系国家则通过创设判例及专门立法为胎儿权益提供法律保护。4而在我国,基于《民法通则》第9条关于“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法律上并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使得胎儿权益保护缺乏应有的法律依据。虽然《继承法》第28条关于“胎儿预留份”的规定,《刑法》第49条关于怀孕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婚姻法》第34条关于“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的规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36条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隐含了胎儿权益保护之意,但并不能解决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缺失问题。因此,就现行法而言,并未能为胎儿权益保护提供法律依据。尽管如此,但人的生命始于受孕,胎儿是人于出生前的生命存在的必经阶段。

本条第二句还规定:“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自始不存在。”也就是说,当胎儿出生时为死体,就否定了胎儿的民事权利地位,当作其民事权利从来不存在。如果胎儿娩出时是死胎,那么其已经取得的权利应如何处置?按照民法理论,胎儿已继承的遗产、受赠财产及获得的损害赔偿金,应当按不当得利处理。即所获得遗产应当在其他继承人之间重新分配,赠与人有权收回赠与财产,支付损害赔偿金的人有权要求返还该金额。“娩出”一语中的“娩”指“分娩”,不仅指自然分娩,还应包括人工分娩即“剖腹产”;所谓“出”指胎儿与母体分离之时,脐带是否剪断在所不问。

无论基于对生命的尊重还是现代人权的观念,我们都不能因为法无明确规定而不对自然人在胎儿期间受到的损害给予法律救济。但是,由于立法缺失,这一任务就落到法院和法官们的身上,通过个案裁判或制定司法指导意见为胎儿权益提供司法保护,成为我国当下胎儿权益法律保护的基本状况。

我们大家对于民法总则第15条的解释问题肯定都是非常关心的,这个方面的规定是针对于自然人的规定,是对自然人出生时间死亡时间方面的规定的,一般都是在胎儿分娩时胎儿就是属于自然人然后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合法的公民,是针对于这个方面的规定。

参阅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个案,笔者认为,涉及胎儿权益保护的诉讼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胎儿人身伤害纠纷、遗腹子抚养费纠纷、胎儿财产继承及赠与等纠纷和“不当出生”损害赔偿纠纷。本文将通过对这四类案例的分析,探讨在我国立法缺失的情况下司法如何为胎儿权益提供保护。

延伸阅读:

同时,在胎儿权益保护的司法实践中,法官们总是尝试着从学理上寻求胎儿权益保护的依据。因此,分析胎儿权益保护的各种理论也是本文探讨胎儿权益的司法保护所不可缺少的部分。鉴于我国当前正在起草民法典总则,其间涉及到胎儿主体地位问题,本文虽然探讨的是胎儿权益的司法保护,但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笔者认为仍须从立法上解决胎儿权益保护的制度缺失问题,故本文在结论中试就民法典总则关于胎儿主体地位的立法问题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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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胎儿权益保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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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律并未承认胎儿的主体地位,关于胎儿及其权益保护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层面。我国学者基本都秉持保护胎儿权益的主张,这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根据理论基础的不同,胎儿权益保护的理论主要可分为“权利能力说”与“法益说”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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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权利能力说”

“权利能力说”主张胎儿具有一定的权利能力,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以保障其权益。此处的“权利能力说”作为统称,包含若干支持将权利能力赋予胎儿的学说,侧重点各有不同,如总括保护主义、个别保护主义、部分权利能力、附条件的权利能力等分类。不少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在胎儿权益立法保护方面都采用了“权利能力说”.

一、“权利能力说”的立法体现和分析

大陆法系国家中,法国、日本采取了权利能力个别保护主义。《法国民法典》

第906条规定:“仅需在生前赠与之时已经受孕的胎儿,即有能力接受生前赠与。

在立遗嘱人死亡时已经受孕的胎儿,有按照遗嘱接受遗产的能力。但是,仅在胎儿出生时是生存者,赠与或遗嘱始产生效力。”《日本民法典》第721条规定“胎儿就损害赔偿请求权,视为已出生。”即明确规定胎儿在个别情形下具有权利能力,其弊端是在其未予指定的范围内,胎儿权益保护仍有欠缺。

而瑞士、台湾地区等则采取总括保护主义:《瑞士民法典》第31条规定:“胎儿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权益之保护,视为已出生”.此处瑞士民法典的规定泛泛,保护范围较宽泛,但司法实践中易生争议,在下文中另有阐述。

同时,学界将瑞士民法典的规定称为胎儿“权利能力附停止条件”,而台湾民法典的规定被认为是“权利能力附解除条件”.其实单从字面上来看,到底是附解除条件还是附停止条件实难分辨,两个角度理解似乎都说得通,但在审判实践中如何认定和适用则差别较大。台湾1955年台上字第943号判决认为,胎儿尚在母体其将来是否能死产无法预测,因此其代理人不能够对其代理进行和解,需要胎儿出生后尚可定论,其观点是明显是倾向于权利能力附停止条件的。但王泽鉴教授认为“附解除条件说对胎儿之保护,较为周到,似较可采。”5他建议,对于侵害胎儿权益的行为,可由其法定代理人即时代为请求损害赔偿,若胎儿死产则将赔偿费用以不当得利返还,此种观点和做法尽可能及时周全地保护了胎儿的权益,值得借鉴。

二、“权利能力说”的质疑和思考

也有学者对“权利能力说”提出质疑,认为“具有权利能力不仅仅意味着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同时也须承担相应法定义务,但为胎儿设定义务是否完全合理?承认胎儿的权利能力,意味着承认胎儿与一般自然人一样享有法律赋予的诸多权利,但由于胎儿本身的特殊性,全面保护其权利又会横生事端”.6这种质疑不无道理。权利和义务一般是相伴相生的,而由其权利能力对应而令胎儿承担某些义务可能面临难以实现的尴尬,同时若承认胎儿与自然人完全享同等权利,此处举个较为极端的例子,我国存在引产失败后活婴出生引起的诉讼案件,7即使引产未对胎儿造成具体损害,胎儿出生后也有权就引产行为以故意伤害甚至杀人为由对医院乃至父母提出控告,在大多数允许堕胎的国家这无疑将与相关法律政策相违背,引发新的法律及伦理争议,当然也是“权利能力说”在立法体现和司法适用方面应当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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